自我隐瞒心理对高校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及干预路径初探

校园欺凌作为国内外长期存在的校园治理难题，其高发生率与潜在的身心伤害风险亟待新视角的研究。研究发现过度的自我隐瞒会显著加剧受欺凌程度，并且进一步削弱受欺凌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自我隐瞒心理的调节作为预防和控制校园欺凌的新型策略，必须打破自我隐瞒与遭受欺凌之间的恶性循环，改善大学生自我认知，以积极应对校园欺凌现象。

校园欺凌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传统的校园安全治理问题。近年来我国高频曝出校园欺凌恶性事件，公众对于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现象比较关注，而对高校校园欺凌关注较少。校园欺凌显示出显著的跨文化性，且存在文化差异、地区差异和年龄差异，学校欺凌事件中欺凌者比率约为14%, 受欺凌者比率约为18%, 且男生中欺凌、受欺凌人数通常为女生中的两倍左右[1]。在高校学生校园欺凌中，存在广泛的自我隐瞒现象。

高校学生校园欺凌工作“预防”相对于“治理”同样重要，高沟通性显著减少了大学生的受欺凌现象，保持教师、辅导员、家长和学生的交流是预防校园欺凌的有效策略[2]。因此有必要引导大学生正常地看待自我隐瞒心理，学会积极主动地提高自我沟通性，从而强化自己的抗欺凌能力。

自我隐瞒的形成源于个体自我保护的目标，迫于自我观念与社会情景的压力，采取的心理防御机制。自我隐瞒心理一般是对自我有害的信息进行隐瞒的倾向。对自我有害的信息包括个体的思想、感情，例如人际关系压力、隐藏的恐惧或对自我的消极认知等。同时也包括一些消极的创伤性经历[3]。隐瞒心理对于个人具有两面性的影响，一般认为自我隐瞒有其积极作用,有助于维持个体积极的自我形象,避免引起别人的反感[4]。另一方面,高自我隐瞒倾向者往往更有可能有较高的焦虑、抑郁水平,心理健康状况更差[5]。

自我隐瞒行为意义主要分为维持情绪稳定、自我规避潜在威胁、维系自我价值感、维持人际关系四类。调查显示大学生人群会出于不同的意义选择而采取自我隐瞒的行为或行动。这些行动主要出于自己赋予此行为的意义，同时兼顾了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表现。前述四类意义分类正是出于自我赋予意义和兼顾他人表现后综合考量的结果，只不过在一些调查对象看来维系人际关系更多处于考量他人表现。

欺凌者针对欺凌对象采取的形式集中于人身攻击、敲诈勒索、关系孤立以及言语侮辱几个方面。对于受欺凌者采取何种应对策略，除了采用等同报复为主动的应对策略以外，大多调查对象本身或所见被欺凌者都采取逃避、隐忍或被动接受等策略应对。

自我隐瞒心理与学生受欺凌现象存在极强的相关性，并且存在显著性。自我隐瞒心理与受欺凌现象引入性别、年级、生源地变量后加以分析，可以推理，在全国大学生群体中，无论大学生的性别如何，自我隐瞒心理与受欺凌现象都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并且关系显著。年级因素对自我隐瞒心理与受欺凌现象未产生干扰，生源地不同不会对大学生自我隐瞒心理与受欺凌程度产生干扰，自我隐瞒心理是导致大学生在校园受欺凌的真实原因之一。

校园欺凌现象具有一定的时间延展性，普遍存在于大学生的各个阶段。自我隐瞒与校园欺凌存在互动机制。首先受欺凌者是隐瞒自认为负面的经历。其次是被欺凌。倾向于将自己的负面信息隐藏起来的学生，不善于在人群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他们可能更喜欢安静的环境，对社交活动不太感兴趣，或者在社交场合中感到不自在。这种性格特点使得他们在面对冲突或挑战时更倾向于回避而非正面解决。由于受害者倾向于隐瞒遭遇，欺凌者的欺凌成本相应降低。第三是再次隐瞒。如果袒露自己的受欺凌经历，那么一些可能保持中立或者没有对自己实施欺凌行为的同学可能会加入欺凌者群体中。这些受欺凌者会将自己的受欺凌经历视为负面信息，再次启动自我隐瞒机制。因此，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自己认为是负面的信息，这些学生很可能陷入到“自我隐瞒-被欺凌-再次将被欺凌信息隐瞒-助长欺凌者再次欺凌自我”的恶性循环。

针对高校学生校园欺凌，应该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建立预防性质的学生校园受欺凌历史档案。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大学生校园欺凌现象。高等院校在应对校园欺凌过于重视事后干预与片面工作的局限性，而对于大学生受欺凌的方式与个人经历缺乏相应工作。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建立统一的大学生校园受欺凌档案，用来预防大学生在新的环境中被再次欺凌。这些学生的受欺凌经历往往植根于之前人生历程中心灵创伤。

将预防和化解工作的重点前移，使用如欺凌行为发展模型等工具全面实施大学生的校园受欺凌筛查，对筛查中总分或特定项目分数超出设定阈值的学生进行细致的心理状态评估。将那些可能存在严重自我隐瞒问题并且有过校园欺凌经历的大学生视为重点关注对象，建立校园欺凌危机监测档案，并实施持续的跟踪咨询，主动进行提前干预。

（二）打破自我隐瞒与高校校园欺凌的恶性循环

自我隐瞒与高校校园欺凌“自我隐瞒-被欺凌-再次将被欺凌信息隐瞒-助长欺凌者再次欺凌自我”的恶性循环机制，需要学生、家长、朋辈群体与学校通力合作，打断这一循环的各个环节。

遭遇过高校校园欺凌的学生通常缺乏有效的个人支持网络。当遭遇到欺凌时，如果学生感知到周围人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则会缓解校园欺凌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因而，来自于家庭、朋友和教师的社会支持可减轻校园欺凌带给受害者的伤害程度[6]。在破解自我隐瞒与校园欺凌的恶性循环的过程中，有关主体都需要参与，建立起多维度的干预机制。

首先，高校应该肩负起培养学生心理韧性的主要责任。利用校内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以团体辅导或情感表达训练的方式来帮助大学生重新认识自我的负面经历，从而形成健康积极的认知，打破自我污名化。

其次，设立匿名举报制度，建立并完善校园欺凌的举报揭发系统。保障举报人的隐私维护程序正义，消除受欺凌者受到二次伤害的顾虑。

再次，建立由大学生同学群体、高校、辅导员共同建构的监督体系。通过校园欺凌危害宣传、情景演练提升旁观者参与意愿，以减弱校园欺凌的群体传播路径，同时加强大学生群体对于校园欺凌的群体抵制。

高校应该积极推动高校校园欺凌工作的改革，由原来的事后针对性干预工作向个性保护性工作进行转变。利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大学生重塑自己对于受欺凌现象的应对策略，鼓励大学生积极表达，基于相应支持，从而推动问题解决。

（三）大学生适度学习掌握自我隐瞒心理的技能

过度的自我隐瞒导致大学生弱化其社会支持网络。适度恰当地掌握自我隐瞒这一心理活动，成为大学生平衡自我形象与避免弱化自我社会支持网络的关键问题，应在自我保护与有效求助间保持平衡。

高校通过心理教育课程帮助大学生培养“创伤认知弹性”，识别“过度隐瞒”的预警心理现象和行为现象（如持续情绪压抑、社交回避等），区分涉及个人安全的必要披露事件与可自主处理的一般性矛盾。

构建“预设型求助网络”，在入学阶段即主动向大学生提供校园心理咨询师、辅导员与反欺凌社团的联系方式，掌握“事实陈述-需求表达-资源请求”的求助话术。

理解适度自我暴露的积极意义，学会运用叙事疗法将受欺经历重构为“系统性问题”而非“个人缺陷”，借助朋辈支持小组的共情环境逐步突破隐瞒惯性，从而在遭遇欺凌时能精准启动“多重响应机制”：轻微一般事件向好友倾诉减压，冲突寻求辅导员介入，严重矛盾立即启动学校投诉程序，实现自我保护与外部支援的有机联动。

基金项目：

武汉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410497246

[1] 陈光辉.中小学生对欺负现象本质内涵的感知[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5) :639-644.

[2] 丁辉. 校园关系欺凌行为心理机制及预防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8):69-70. DOI:10.19865/j.cnki.xxdj.2021.08.023.

[4] 李董平,余苗梓,王才康,等.青少年自我表露和自我隐瞒的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04):83-90.

[5] 李欢.高自我隐瞒倾向者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研究[D].西南大学,2012.

[6] 张珊珊,张野,申婷.校园欺凌对中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性别的多群组比较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21,(03):44-49.

供稿：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胡宇琦王子玉